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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根:三大发明,改变世界

著名的古代丝绸之路,是中国与沿线各国重要的贸易平台,也是双方科技交流的平台。 中国的科学技术通过丝绸之路,广泛而深入地推动了沿线各国的生产进步、文化传递和社会变革。 三大发明传入欧洲后,成为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变革的重要力量。

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弗朗西斯·培根说,马克思、恩格斯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创始人。 在其着名的《新工具》一书中,他赞扬了中国的火药、指南针、印刷术三大发明。 他说:这三个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:第一个是学术方面,第二个是战争方面,第三个是航行方面,由此又引起了数不清的几个变化。 印刷术、火药、指南针改变了世界,但变化如此之大,没有帝国,没有学派,也没有知名人物,比这三项发明能对人类事业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。

火药、指南针、印刷术并非诞生于宋代,但这三种技术的重要改良、应用推广、向外传播都发生在宋代。

马克思:三大发明,强力杠杆

革命领袖马克思在漫长的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中,不仅关注西方国家,也长期关注世界东方。 翻开他的《1861~1863年经济学手稿》一书,在《机械、自然力与科学的应用》一节中,马克思引用了大量的科学技术史料,阐明了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变革、资本主义社会迅速发展的重要作用。 在这里,我们可以读到三项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发明——火药、指南针和印刷术。 火药粉碎了骑士阶层,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建立了殖民地,但是印刷术成为了新教的工具,成为了科学复兴的手段,成为了创造精神迅速发展所需前提的最有力的杠杆。

为了理解他的话,这里手持长矛和剑的骑士,以战争为职业,是欧洲中世纪封建主的监护人。 火药传到欧洲后,新兴资产阶级用火药武器炸毁封建城,打破骑士阶层。 资本主义的兴起,离不开新航路的开拓和世界市场的形成。 这当然需要指南针。 新教是近代欧洲宗教改革的产物,它的出现打破了天主教的精神束缚,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奠定了精神基础。 其中包括大量印刷先进印刷技术的《圣经》。 北宋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,于13世纪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欧洲,15世纪中叶传播到整个欧洲,成为欧洲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最重要的技术发明。

一言以蔽之,三大发明的西传,为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条件,因此马克思说三大发明预告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到来。

内藤宫崎:宋代近世,文艺复兴

内藤湖南是日本的中国史学家,高度评价中国自古以来流传的文化,一生多次来中国考察,与严源济、罗振玉等交往,撰写《中国史通论》、《中国近世史》等。

关于中国的历史分期,内藤借用西方近代史学就上世(上古)、中世(中古)、近世(近代)的三分法提出了著名的宋代近世学说。 他在《概括的唐宋观》一文中说:“唐宋在文化性质上有明显差异: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,宋代是近世的开始。” 《中国近世史》从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学、艺术、科举等多个方面论述了宋代和以后唐代的不同。

内藤先生的学生宫崎市定先生作为东洋史的研究家而闻名。 他继承了老师的这个观点,发展很快。 在其《东方近世》一文中,他从交通、社会经济、政治、国民主义、文化五个方面,分析了宋代的近世特色。 认为中国宋代已经进入近代,不仅在时间上远远早于欧洲,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兴起和近代文明的产生。 他说,宋代社会出现了明显的资本主义倾向,与中世纪社会有明显的差异。 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飞跃、城市的发达、知识的普及,因此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相比,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迅速发展,因此宋代是充分的东方文艺复兴时代。

宋代近世学说对世界汉学界和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 最近出版的6卷书《哈佛中国史》,第4卷书名是《儒家统治的时代:宋朝的变革》。 他们的观点确实刷新了我们观察宋代历史和文化的眼球。

李约瑟:科学繁荣,黄金时代

英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生前多次来到中国,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 他说:“命运让我以特殊的方式归于中国文化价值和中国文明方面。” 1945年,他访问过两次流亡学校河南大学。 他的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是世界上第一部全面介绍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通史。 他以西方人的视角,通过丰富的史料、深入的分解和东西方比较研究,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贡献。

在这本书里,李约瑟对宋代的历史和文化说。 关于11世纪,我们仿佛来到了最伟大的时期。 虽然两宋一直受到少数民族政权的困扰,但帝国的文化和科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,维持了西方所没有的科学知识水平,从技术上来说,宋代使唐代所设想的许多事物成为了现实。

所以对于宋代的科学技术,李约瑟发现宋代无疑是中国本土科学最繁荣的时期,是中国自然科学的黄金时期,人们在中国文献中查阅任何具体的科技史料时,其焦点都在宋代,无论是应用科学方面,还是纯粹的科学方面,都是如此

李约瑟还说,如果没有火药、印刷术和指南针,欧洲封建主义的消失是难以想象的。 这和马克思的观点完全一致。

李约瑟称赞《梦溪笔谈》是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,其作者沈括被他誉为全中国科学史上最杰出的人物。

谢和耐:质的若干变化,近代的边缘

法国着名汉学家、历史学家谢和耐生前也多次访问中国,进行学术交流,一生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。 他坚信,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,中国都不能全面接受外来文化,中国走的道路都是中国化的。

他在《南宋社会生活史》一书中写道:“13世纪的中国在现代化方面在社会生活、艺术、娱乐、制度、技术各行各业取得了长足的进展,中国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,它有一切理由把世界其他地方视为野蛮之国。

谢和耐的《中国社会史》一书全面地描写了中国整个历史的迅速发展过程。 关于宋代和宋文化,他在该书中表示: 11~13世纪间,在政治、社会、生活的各个行业中,没有地方不表现出比以前的时代更深刻的变化。 这里不仅仅是指社会现象的一些变化,而是指质量的一些变化。 在政治风俗、社会、阶级关系、军队、城乡关系和经济形态上,唐贵族之和还与中世纪中期的帝国完全不同。 新社会诞生了,其基本特征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特征的边缘。 所以他干脆说宋代是中国的第一次文艺复兴。

谢和耐所说的11~13世纪,不就是宋代吗!

宋文化是中华文化史上灿烂的华章,是永恒不可磨灭的记忆。 随着不经意的研究做法和注意视角的不同,人们对宋文化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。 中外学者对宋文化的看法,今天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认识,但有些肯定的是,宋文化的魅力永远值得吸引人们去发掘和研究,进而让我们继承其精华,发扬光大。

标题:“中外学者眼中的宋文化(下)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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