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北宋政府对疫情的防控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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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宋疫情概况

瘟疫，老百姓也有病。 “说文解字”对疫情的评论，准确把握了其特点:由于感染，人人都有可能生病。 明末清初传染病学家吴有性如其《疫论》所述，疫情来袭，延门合户如德役，人人平均，疫情一旦发生，出于维护社会稳定和自身统治的需要，政府应重视对患者的急诊疫情。

北宋时期的瘟疫到底怎么样？ 史料中记载的瘟疫始于太祖干德元年( 963年)，终于始于钦宗靖康二年( 1127年)。 现代学者韩毅利用宋代正史、实录、会会、地方志等多部历史文献，重新统计了宋代发生的疫情，认为两宋时期发生的疫情为204次，其中北宋104次，平均1.6年发生1次。 疫病种类有瘴疫、伤寒、疫病、痢疾、流行性感冒、流行性腮腺炎、麻疹、水痘、天花、疟疾等多种疫病，所用名称为疫病、疫病、疥疮等，通常统称为疫病、疫病、疫病。 从发生频率来看，太祖建隆元年( 960年)至神宗元丰2年( 1079年)的119年间疫情发生频率原则上呈增加趋势，其中仁宗嘉5年( 1060年)至神宗元丰2年( 1079年)的19年间疫情频率最高。 从元丰3年( 1080年)到徽宗宣和元年( 1119年)的39年间，疫情频率原则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。 从徽宗宣和2年( 1120年)到钦宗靖康2年( 1127年)的7年间，疫情再次恢复。 从季节来看，北宋疫情在整个四季都有发生，但在季节上有明显差异，春、夏两季为多发季节，秋后为冬季最少。

北宋东京与南宋都临安一样，都是疫情最为集中的地区。 北宋发生的104次疫情中，东京发生19次，占北宋整体疫情发生次数的18.26%。 其中大流行发生在唐太宗淳化三年( 992年)、真宗咸平六年( 1003年)、仁宗至和元年( 1054年)、嘉五年( 1060年)、哲宗绍圣元年( 1094年)、钦宗靖康二年( 1127年)。 在京师以外的其他地方，大瘟疫主要发生在:仁宗明道两年( 1033年)，南方发生大旱，颗粒无收，饥荒暴发，流民死于饥饿，死于瘟疫，死亡比例为十分之二三。 神熙宁8年( 1075年)，两浙地区疫情暴发，人不论贫富均患病，死亡比例十有五六。 哲宗元7年( 1092年)，浙江饥荒疫情复发，苏州、湖州、秀州三地人口过半死亡等。

重大疫情肆虐，范围广，死亡率高，破坏力强，大大超过了家庭和社会的接受能力。 因此，北宋政府对全国各地的疫情采取了一定的防控措施。 由于东京经济繁荣、人口密集、流动性大，政府更加重视疫情的防控。 当然，靖康二年( 1127年)金人包围汶川，首都居民因疫情死亡过半数的疫情除外。

良医出诊恩赐药授方广设药店

北宋政府设有负责宫廷医疗、培养医学人才的机构太医局(前身为太医局)，为为皇帝服务的翰林医官院(后改称翰林医官局)培养医疗人才，可以说是太医的摇篮。 但是，一旦京都爆发疫情，皇帝往往命令太医局和翰林医官院进行救治。 唐太宗时，东京城设有驻泊医官，北宋中后期以来，医官制度进一步得到宣传，从都城到州县都建立了这种制度。 发生疫情时，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应当根据法令或者惯例，派医生进行转诊治疗，控制疫情。

唐太宗淳化3年( 992年) 5月，东京城发生疫情，百姓死亡非常多，朝廷为了抗击疫情发布了3项敕令，通过派遣医生、给钱、用药、让太医局负责治疗等措施，有效遏制了疫情的进一步扩散。 其中派医方面，太宗敕令太医局选择派遣10名良医，分城害病，听都人说患者，给予汤药，救病而来者，即看病。 哲宗元8年( 1093年)，在北京军民，偶尔开医药，禁止政府体访，在太医局派医生，对班直军营坊巷进行甄别诊疗。

赐药方面，真宗咸平6年( 1003年) 5月，京都疫情复发，朝廷派遣内大臣恩赐药农。 景德三年( 1006年)，凉州西藏部分部落发生疫情，朝廷提供的疫情治疗药物达76种。 大中祥符2年( 1009年)，辽国南部暴发流行性腮腺炎，民众为躲避疫情向南逃窜，进入北宋境内。 为此，真宗下了敕令:医院开了药，给河北省一个避疫的边民。 大中祥符3年( 1010年) 4月，陕西发生疫情，朝廷派遣使者送药。 仁庆历4年( 1044年)、庆历6年( 1046年)，湖南中士中瘴热流行，患病人数甚多，朝廷派太医看病，或让太医决定处方和药品，送人。

疫情发生时，为了显示皇恩浩然，皇帝也会表演。 仁宗至和元年( 1054年)冬，开封城疫情肆虐，老百姓生病。 仁宗下令太医进方，其中有珍贵解毒药材通天犀，内侍李舜卿要求皇帝留下衣服，仁宗知道后立即粉碎和药，救济民众。

在没有西医的时代，疫病的防治依靠典籍和检验。 咸平5年( 1002年)，真宗颁布诏书说:“医生治病要根据方论。” 如果动辄用邪恶的方法伤害了肌肤，那就是杀伤论。 可见北宋防疫比较重视科学。 因此，北宋时期，着名的中医典籍《太平圣惠方》、《庆历善救方》、《简济众方》、《四时摄生论》等书中记载的验方是政府免费向民众推荐的，其中有许多是授权方。 嘉二年( 1057年)，仁宗敕令设立医药书籍校订与刻印专业机构校勘医书局，设校医书官4人，朝散大夫林亿等组织名医收集、整理、考证、校对唐代以前重要医籍，随后陆续刊行，并在全国发布。 校医书有《黄帝内经素问》、《伤寒论》、《千金要方》、《千金翼方》、《金匮要略》、《脉经》、《外台秘要》等。

为了方便人们买药，北宋从中央到地方都广泛设有药店，平时平价卖药，疫情时低价销售或无偿用药。 神熙宁9年( 1076年)，王安石下令在东京设立熟药所(后改称医药惠民局，隶属于太医局)，经营中成药专卖。 药厂根据民间处方加工后作为丸、散、膏、丹等中药出售，价格也比民间药店便宜，但之后逐渐在全国普及。 徽宗崇宁二年( 1103年)，政府在京都设立了修合药店，后来在医药和药房、局设立了草药处，鉴别药材的收购和质量后关闭。 和剂局还编纂了《太平惠民与药典》，收入各种成药处方，以官方药品标准作为药物生产的依据。 熟药店、医药和药店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由国家开办和经营的药店和药厂。 在遭遇自然灾害和疫情的情况下，两机构通过实施施药制度，对防治疾病、控制疫情发挥了重要意义。 今天宋都御街的惠民和剂药店是沿袭这两个机构的名称设立的。

官民出钱隔离以整顿环境

疫情发生后，北宋政府财政专项拨款购买防疫药物。 真宗时期，中央财政支付各州五十贯，仁宗时期增加到二百贯，之后成为制度。 除此之外，北宋政府提倡募捐，鼓励商人提供资金支持，劝有钱人使用医学舍药，以求早日消除疫情。

为了防止疫情扩散，隔离措施很重要。 汉代设有病迁坊，唐代佛门设有病人坊，隔离麻风患者。 北宋时，政府设立了东京福田院、越州病坊、杭州安乐坊等多家官营收养机构，救助生活贫困的鲫鱼和孤独者，隔离患者。 徽宗时期，全国各地广泛设立安济坊，隔离患者，处理贫民看病难，效果显著，还设有居养院，处理鳏孤独者的生活。

为了防止尸体传播，北宋政府鼓励度牒(官方发放给予房屋僧尼的证书)，招募僧侣掩埋无主尸体。 真宗特别下诏，仁宗下诏开封，在东京郊外购买地皮，建造公共墓地以掩埋没有主人的尸体。 神即位后，全国每年春季容易发生疫情的季节，各地普遍检查有无暴露在野外的无主尸体，发现后由政府出钱埋葬。 此外，自从徽宗开始以来，各地普遍推行漏泽园制度，将因贫困而无法埋葬的无主尸埋掉，作为考核管理好坏的重要文案之一，执行力不高者受到严惩。 这些措施减少了感染的机会，有利于疫情的防控。

在防疫过程中，保护公共环境卫生非常重要。 事实上，从史载北宋疫情的解体来看，疫情的发生除了自然灾害、饥饿、战争等因素外，人口密集、公共环境卫生遭到破坏也是重要原因。 北宋政府也观察到了这一点。 这是因为它制止和惩罚了侵占河道、乱建、倾倒垃圾、污染水源等行为。 东京城为了防止关巷居民倾倒垃圾、粪便堵塞河流、污染环境，朝廷派负责人到开封府巡逻，发现违禁者，可以按照《宋刑法》的规定处罚。

另外，还需要向百姓推广提供卫生防疫知识。 北宋政府在人民中推广派遣专家或医生博士(太医局教师)，要求人民按时服用防疫药物。 为了防止疫情在军队中发生和扩散，宋太祖时还规定，所有被派往边疆的将官都要带去就医官员，负责部队防疫和治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