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与河南大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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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苏州大学的课上，我跟学生们说，胡适、钱玄同、闻一多、朱自清这些文学巨匠、学术大师已经进入了历史长河，但离你们也不远了。 有多远？ 我在河南大学中国文学系读书的时候，我的老师任访秋老师是钱玄同、胡适的学生，李嘉言老师是一大批学生，朱自清的副教授，我现在又是你们的老师，所以你们和胡适、朱自清他们之间也隔了两个我和我的老师！

我的这句话，虽然相当突然，但其中出现了学术界自古以来就隐藏着的几个玄机。 那就是，治学应该有传承。

河南大学第一代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曾经诗云智慧海传真火，想继前薪后薪。 这个薪水火形容学术上的因袭和传承。

我喜欢佛家的一种说法是传灯。 宋真宗年间释道原写的《传灯录》，由前七佛和历代禅宗诸祖五家五十二世一千七百一人，祖籍相传，以法传灯。 后来杭州灵隐寺普济和尚编著的《五灯会元》，佛家派别的枝点灯续，连芳火连千古，更显出传灯的风采。

佛界如此，学术界也大概如此。

但是，回顾我们几十年的大学教育，在接下来的政治运动中，欺凌师、惩罚祖的恶行总是受到自上而下的鼓励，应该是一贯的学统，整体上已经支离破碎。 这是目前学术界，特别是人文学科长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开封古城东北一角的河南大学，似乎有一个偶然的例外，那就是以任访秋先生为轴心的近代文学史研究。

任访秋生前曾和他谈过钱玄同、胡适、周作人的师生情谊。

在北师大的头两年，任访秋先后选修了钱玄同的《国音沿革》、《经济学史》、《辩论研究》等课程。 钱同个性独立，学问广博，有名师风范。 任秋听了他的课觉得茅塞顿开，眼界开阔了，他一生的治学生涯就由此奠定了基础。

在北京大学研究院，秋直接拜访师从周作人成为周先生登上大厅的弟子，西直门内八道湾周家的常客。 在周作人那里，他发现了胡适的文学改良主张，与晚明公安派非常亲近，所以以公安派骨干袁中郎为研究方向。 周作人不仅细心指导，还把自己珍藏的明刻本袁中道《游居柿录》借给他看。 20世纪90年代，听说蜡烛晚年的任访秋在《读书》杂志上刊登了周作人关于荒凉晚景的复印件，马上请学生寻找，用近乎失明的眼睛仔细阅读。 尽管世事沧桑，但埋在心底的这位师生的友谊还在。

任秋不仅选择了胡适开设的课程，还在课下与胡适进行了书信交流。 他受到胡适越来越多的是他的治学作风:思想史、文学史的研究和编着必须以明变、因求、评为目的。 其中包括历史宏观视角、系统收集整理、比较分解方法。 古今连接、中外会通中明变，从社会思潮变迁、学术思想传承中找原因，受五四新文学精神的感化而评价。 从青袍学子到翁，任访秋的治学之路是一贯的，几乎成了宿命，是无法改变的。

章太炎、钱玄同、胡适、周作人、任访秋，是这条学灯传播路径的上线，在河南大学，任访秋无疑是这条线上的鼻祖。 任访秋先生以下，学灯传播有很强的团队，在国内学术界被称为文学研究的河大兵团。 我能数的有刘增杰、赵明、刘思谦、刘文田、张永江、张如法、王文金、赵福生、关爱和、李慈健、沈卫威、解志熙、孙先科、杜运通、张先飞、刘进才等。 其中，我认为不仅受到任先生的亲炙，而且坚守近代文学研究基地，深得老师真传的，就是刘增杰、关爱和、沈卫威、解志熙。

河大中文系的传灯录中，从现在开始最有成就的是任访秋之脉，但在过去的岁月里，有张长弓、安澜、赖屃、万曼、李嘉言、李白凤、华钟彦、高文各立门户一样的和尚，但我没能踏进门下。

拉客观原因，我于1963年秋季入学，不久就走出校门，先是小四清、大四清、学军、学农，接下来文革进一步彻底改革了文化和教育革命。 四年大学，上课时间不到一年。 话说回来，我不过是河南大学荒废时代的杂草，别说传灯，连做灯草的资格都没有。

虽然属于杂草，但还是生长在古城东北一角这一风雅的宝地上，从还没入学的时候就开始被河南大学的人文气息所感染。 又毕业后，老师长们总是挥之不去。 本为同根生，亲情难忘。

记得《五灯会元》里有世尊的兹花、迦叶的微笑。 没有真相，微妙的法门说法是，在河南大学文学院，我不立文案，可能属于教外传之类。

当然，也可能不是像样的别传，只有野狐禅。